文/周钧
中国古人留下了一个极重要的字：象。
《易》言象，天地有象，万物有象，人亦有象。后世谈象，往往把它理解为形象、表象、征象，甚至把“观象”理解成观察已经发生的现象。这样理解不能说错，却只看见了象的后半程。象之所以能够成为象，是因为在它显现以前，已经有所趋。这个“趋”，可以用另一个同音而不同源的字来表达：向。
“向”与“象”在文字学上并非一组同源字。“象”本为大象之象，由具体形体而引申为形象、象征与显现；“向”的古义则与屋舍之窗牖有关，后来引申为朝向、趋向。字源并不能证明二者存在古代思想上的对应关系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当我们重新把两个字放在一起时，重要的不是附会古义，而是发现它们恰好能够描述同一个生成过程的两端。
向，是未显之趋；象，是已显之向。一粒种子尚未发芽，其中没有一棵肉眼可见的树，却已经存在某种趋向；一个念尚未成为语言，别人无法听见，却已经有所指；一家企业尚未形成产品、组织和市场，它的创始人已经开始把无数可能收束到某个方向。我们最终看到的树、语言、产品、组织，都已经是象。在象出现以前，真正启动生成的，是向。因此，世界首先不是“有什么”，而是“向哪里”。
一旦有所向，生成便不再完全开放。无数可能开始趋定，一个方向进入另一个方向，彼此相感、彼此改变。向与向相遇，不可能永远毫无关系。同向可以相聚，异向可以相分；异向相系，则彼此偏转，偏转持续而成旋，旋转反复而形成稳定关系。稳定达到一定程度，原本不可见的趋向开始获得可以被感知的形态。
象由此出现。所以象不是向的外衣，也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结果。象是向经过关系以后留下的显现。向有所行，必有所显；所显者，象也。风不可见，树动而风之向显；人的意念不可直接进入另一个人的意识，语言、表情和行动使其显；市场真正的变化往往早于报表，订单、价格、库存、资金和行为只是那些变化逐渐留下的象。我们日常所谓“看见一件事情”，绝大多数时候看到的都不是使它发生的向，而是那个向已经留下的象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古人如此重视观象。
人无法直接站在万物内部读取其全部生成过程。我们面对世界，首先得到的永远是象。云是象，风是象，人的神情是象，社会行为是象，价格也是象。象之所以重要，不是因为象本身值得停留，而是因为象后面有所向。因此，真正的观象从来不是看象。
观象，是因象知向。这就是“读”。读书如此，读人如此，读企业如此，读时代亦如此。所谓读，不是把一个已经确定的意义从对象那里搬到自己这里，而是根据对象留下的象，反求那个使此象得以发生的向。于是，向与象之间形成了世界最基本的一次往返：向成象，人因象而知向。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。
如果象能够完整而唯一地还原向，那么所有人面对同一个世界都应该得到同一个结论。现实恰恰相反。同一句话，有人听见善意，有人听见冒犯；同一场危机，有人看到危险，有人看到机会；同一个人，在不同关系中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意义。问题不一定出在象，而在读象的人。因为任何读取都发生在一个位置上。这就是“位”。向决定它正在生成什么，象呈现它已经显出什么，位决定你能够怎样读取这个象。
一个人站在山下与站在山顶，看见的是同一座山，却不是同一个象；企业家、员工、客户、投资者面对同一家企业，所见也不会相同。不是其中必有一个人错误，而是任何位置都会打开一部分，同时遮蔽另一部分。所以：无位则无所见，有位则有所蔽。位使读取成为可能，也同时制造盲区。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区分三个东西：原来的向、显现出来的象、我从象中读出的向。三者并不天然相等。
一个人的向经过语言成为象，语言进入另一个人的生命，另一个人再依据自己的位置、经验、记忆和自我结构重新读取。最后生成的，已经不是第一个人的原向，而是第二个人依据此象生成的新向。因此，人与人之间从来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“把我的意思原封不动交给你”。交流真正发生的是：我之向成象，你因我之象而生你之向。这就是为什么误解不是交流偶尔发生的故障，而是交流结构本身始终存在的可能。向不能被直接搬运，只能成象；象不能自己解释自己，只能被另一个生命重新读取。
于是表达、理解与交流都可以重新定义。表达，是向成象。理解，是因象寻向。交流，是一向借象进入另一生命，并在那里生成新向。文字如此，声音如此，动作如此。甚至一个人的沉默也是象，因为不表达本身仍然改变另一个人的读取。只要一个向进入关系，就可能留下象；只要一个象被另一个系统读取，就可能生成新的向。
由此再看生命，事情就更加清楚。世界本来就在不断发生向与象的转换。一个向作用于另一个向，对方发生改变，改变成为新的象；新的象又进入其他关系，产生新的向。世界并不是由一堆静止的东西组成，而是在不断进行：向 → 象 → 读 → 新向 → 新象。生命并没有创造这个循环。生命真正特殊的地方，是它能够把过去的读取留下。
一次象进入生命，生命因象而改变；改变并没有随着当下结束，而是在生命内部留下势。下一次新的象出现，过去留下的势参与新的读取，于是同样的象进入不同生命，甚至进入同一个生命的不同时期，都会生成不同的向。所以记忆的本质不是保存过去的象，而是：过去之象已经改变了今天如何取向。过去因此并没有真正过去。它以势的方式继续参与现在。
佛家所谓阿赖耶识，如果用这一结构理解，并不是一个储藏无数影像的仓库，而更接近生命全部历史读取留下的潜在向势场。所谓种子，也不是藏在某处等待取出的微小实体，而是过去之读虽然已经结束，其形成的向势仍然能够在条件具足时重新进入现在。
于是：象入而成向，向行而成象；象虽逝而向势可留，向势再参与后来之读。生命由此获得历史。但生命的读取还会发生另一种变化。随着无数读取不断汇合，一个高层合向逐渐形成。这个合向把自己设为读取世界的中心，于是原本只是世界变化的象，被不断解释为与“我”的关系：向我还是离我，利我还是害我，属于我还是不属于我。
唯识所谓末那识，在这里获得了一个极清楚的位置：万向之中执一向为我，以我之位读万象。所以我执不仅是一种观念，更是一种读象方式。一旦“我”固定为位，万象便开始围绕我重新获得意义。过去留下的向势又不断参与今天的读取，于是我们越来越相信自己看到的就是世界本身，却很少意识到，我们看到的其实是：世界之象，经我之位，而成我之向。
这可能就是人最深的盲区。人以为自己看见的是世界，其实首先看见的是世界经过自己之后的世界。觉由此变得重要。觉不是让人获得更多的象，也不是突然知道所有象背后的真实方向。觉首先发生在一个更根本的地方：我开始看见自己正在怎样读象。
我看见自己的位置，我看见过去的记忆如何参与判断，我看见“我”怎样把一个中性的象读成利害得失，我甚至能够把这个原本固定的“我”本身也当成一个象来观察。此时，位开始松动。位一旦能够移动，同一象便可能被重新读取；象没有改变，所见之向却可以改变。一个人因此获得的不只是“换个角度看问题”的技巧，而是从固定读向结构中脱开的能力。
所以觉不是无位。觉，是知其位而不困于位。自在也不是无向。自在，是有向而不困于一向。至此，向、象、位、读便形成一个完整循环：向有所趋，故成象； 象有所显，故可读； 读必有位，故所得非原向； 位若能觉，则可再读； 再读生新向，新向复成新象。
世界因此永远没有停在某一个象上。任何已经形成的象，都只是生成的一个截面。今天的结果是昨天之向留下的象，同时又成为明天可以读取的迹；一个人的现在，是过去无数方向共同形成的象，同时也是下一刻重新取向的起点。所以象不是终点。象中仍有向。
一棵树已经成象，却仍然向光、向水、向生长；一个人已经形成性格之象，却仍然可以重新取向；一家企业已经形成组织、产品与制度之象，却仍然在不断选择下一步向哪里；一个文明已经留下宏大的历史之象，也仍然在新的时代重新取向。
由此看来，“命”也可以获得一种新的理解。所谓已经发生的一切，皆已成象；象既成，不能假装没有发生。但象并不能穷尽未来，因为任何象都仍然处于新的关系之中，仍然可以被重新读取，重新取向。已成之象，是过去之命；未定之向，是未来之机。人的自由，不在于抹掉已经形成的象，而在于不让旧象永远规定下一向。
所以真正认识一个人，不只是看他现在是什么，而要看他正在向哪里；真正认识一家企业，不只是看它今天拥有多少资产，而要看那些资产正在被什么方向组织；真正认识一个时代，也不能只看已经发生的事件，而要从无数正在显现的象中，读出尚未完全成形的向。这也许正是“观象”的真正意义。
观象不是预测一个注定的结果。而是：在象尚未完全凝固为形以前，读出其中正在生成的向。向与象因此不是两个世界。向是象之未显，象是向之已显。向使世界不断生成，象使生成能够被看见；向通过象进入关系，象通过读取重新成为向。一个世界由此不断从不可见走向可见，又从可见返回新的不可见。
故曰：向者，未显之趋；象者，已显之向。向有所行，象有所成；象有所见，向有所知。向因象而显，象因向而生；读因象而起，所得因位而异。执象者见其成，知向者见其生；困于位者以所见为天下，觉其位者乃能由象复向。
故观天下，不可止于象。见象，当知其向；知向，当察其位；察位，当觉其读。象已成而向未尽。万物皆象，万象皆向。当然，向象论并非完全解释整个世界与生命的究竟，它只是提供了面对一个切片如何操作的一种方法，中国古人还有另一种方法比向象更加高效，这种方法就是“悟”，当然如果把“悟”解读为“成为”，那么，成为的前提必须有“觉”，没有“觉”是不可能放下自我这一观察、解读视角的本体，这个本体不放下，如何成为另一本体？
所以，关于放下自我、觉醒、觉知、觉察、觉悟就是另一体系了，不是向象论所涵盖的，但向象论的意义反而在于：知道“觉”绝不是空穴来风的虚妄之谈。